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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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匙也在那里。
对中国文化而言,有了君子,什么都有了;没有君子,什么都徒劳。
这也就是说,人格在文化上收纳一切,沉淀一切,预示一切。
任何文化,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。最好的遗嘱,莫过于理想的预示。
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?中国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:做个君子。
做个君子,也就是做个最合格、最理想的中国人。
我一直认为,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,是君子未死,人格未溃。
中国文化的延续,是君子人格的延续;中国文化的刚健,是君子人格的刚健;中国文化的缺憾,是君子人格的缺憾;中国文化的更新,是君子人格的更新。
如果说,文化的最初踪影,是人的痕迹,那么,文化的最后结晶,是人的归属。
五、“小人”的出现
儒家在对“君子”进行阐述的时候,采取了一种极为高明的理论技巧。那就是,不直接定义“君子”,只是反复描绘它的对立面。
“君子”的对立面,就是“小人”。
用一系列的否定,来完成一种肯定。这种理论技巧,也可称之为“边缘裁切法”,或曰“划界确认法”。这种方法,在逻辑学上,是通过确认外延,来包围内涵。
因此,“小人”的出现,对“君子”特别重要。其实不仅在理论概念上是这样,即使在生活实际中也是这样。如果没有小人,君子就缺少了对比,显现不出来了。
“小人”,在古代未必是贬义,而是指向着一些低微的社会地位和生态群落。诚如俞樾在《群经平议》中所说:“古书言君子、小人,大都以位言,汉世说如此。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、小人,非古义也。”
但是,生态积淀人品。终于,这组对比变成了人品对比。我认为,“后儒”的这种转变,亦合“古儒”之意。
君子和小人的划分,使君子这一人格理想更坚硬了。在汉语中,“人格”之“格”,是由一系列拒绝、摆脱、否决来实现的。在君子边上紧紧贴着一个小人,就是提醒君子必须时时行使推拒权、切割权,这使君子有了自立的框范。
君子和小人的划分,并不一定出现在不同人群之间。同一群人,甚至同一个人,也会有君子成分和小人成分的较量。我说过,连我们自己身上,也潜伏着不少君子和小人的暗斗。这也就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近距离选择。唐代吴兢在《贞观政要·教戒太子诸王》中说:
君子、小人本无常。行善事则为君子,行恶事则为小人。
《贞观政要·教戒太子诸王》
这就说得很清楚了,其间的区分不在于两个稳定的族群,而在于我们内心的一念之差,我们行为的一步进退。我觉得这种思想,与萨特(Jean-Paul Sartre,1905—1980)存在主义哲学中有关“由选择决定人的本质”的论述颇为相近,却又早了萨特那么多年。
儒家让君子和小人相邻咫尺,其实也为人们提供了自我修炼长途中的一个个岔道,让大家在岔道口一次次选择。然后,才说得上谁是君子。
君子,是选择的结果。小人,是儒家故意设定的错误答案。设定错误答案的目的,不是为了让你选错,而是为了让你选对。
六、有效遗嘱
儒家对后世的遗嘱——做君子,不做小人,有没有传下来呢?
传下来了。而且,传得众人皆知。只要是中国人,即使不通文墨,也乐于被人称为君子,而绝不愿意被人看作小人。如此普及千年,如此深入人心,实在是一种文化奇迹。
由此,儒家的遗嘱,也就变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主要遗嘱。
这一现象传达了一个奥秘,那就是:最重要、最有效的遗嘱,总是与做人有关。
回想一下,孔子本来是有完整的计划的,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但一辈子下来,治国、平天下的目的不仅自己没有达到,而且讲给别人听也等于对牛弹琴。十余年辛苦奔波于一个个政治集团之间,都没有效果。回来一看,亲人的离世使“齐家”也成了一种自嘲。最后,他唯一能抓住的,只有修身,也就是让自己做个什么样的人。因此,他真正实践了的结论,可让别人信赖的结论,也只有这一条。“修身”本是他计划的起点,没想到,起点变成了终点。
不错,做人,是永恒的起点,也是永恒的终点。
因为与人人有关,所以能够代代感应,成为有效遗嘱。
一定有人不赞成,认为君子之道流传那么久,产生真正完美君子的比例并不高。因此,不能认为“有效”。
这种观点,把理想人格的设计和引导当作了“应时配方”。其实,人类历史上任何民族的理想人格设计,都不具备“即时打造、批量生产”的功能。君子之道也一样,这是一种永不止息的人格动员,使多数社会成员经常发觉自己与君子的差距,然后产生“见贤思齐”、“景行行止”的向往,而不是在当下急着搭建一个所谓“君子国”。过程比终点重要,锻铸人格的过程不应该中断,而一个匆促搭建的“君子国”,肯定名不副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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